曾经转过一篇有过谈论中国字库业的文章，下面是原作者对前文的续写。
很根本的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行业未能开放；太多的阻力使这个行业不能发展了.
一旦开放这个市场，日本强势的技术与实力很快就能占据这个中国的市场。想想以日本现有的这些字库资源与技术，要开发简体字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样可以使中国的字库业失去竞争力。就像日本现在没原子弹，但他们有很多的核电厂，这些资源能大批量生产原子弹。加上日本的右派促使日本减少使用汉体，他们会想利用这些资源投放在中国，这些资源可以在中国获得利润。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字库业就会失去竞争力。
我们的政府是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的。他们现在采取的方法类似于我们的手机运营商。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移动与联通的两家手机运营商，都是国企。曾经有海外与香港的手机运营商在中国开展市场而拒之门外。而在国内我们有两家长期在运作的字库公司是方正字库与汉仪字库（下面简称方正、汉仪），都是国企的。
但现在外企当然不会在中国投资这个市场，因为关于这方面的市场法律法规一直存在着争议。其实国企都是不怕亏损的，这跟国家的铁路公司一样，在这个时代来说，它们都是一项长远的投资。大家有没发觉，华文的字好像没向广告商家收取授权费用，只在软件嵌入字库的项目获得利润。华文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销售网络，而方正与汉仪都在全国范围内有销售的网络。难道华文有钱不赚？
方正与汉仪近年在媒体大肆宣传有关保护字库版权；状告保洁侵犯版权与魔兽世界。而受到非议。其实这些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相信它们都知道，这些官司是不可能胜诉的，只是起威吓作用。如果有一天咱们在听个音乐、唱歌ktv都要收版权费会带来什么效果？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政府说中国的网络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原因之一吧。
说到这里大家其实可以想象到方正与汉仪是怎么运作的了。汉仪几年都没出过新的字库了，如果是一个私企它早就倒闭了。它始终有资金在运作，这样一个企业很明显是没活力的，而且城墙很高。其实方正与汉仪可能是不想这个行业开放的，开放市场这涉及了它们的长远利益了。
而且它们在压抑民间的创造力：以极低的成本收购民间的字库，高额的版权申请费用。字体是大家都要用的，造福人民的。咱们的政府没钱吗？是因为我们的政府不关心软实力的问题。既然市场不开放，那政府应该投放资金在这里，哪怕把每个字的设计费从3块提高到4块。蒙纳有一职业曾经表示字库的行业被中央财团垄断。蒙纳在北京的办公室也关闭了，那应该怎么去读解呢？说到香港的字库业，大家会想到香港蒙纳，香港蒙纳一年的字库产量是比国内多的。这么一小块地方的字库也比国内多，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这个授权费得钱应该给还是不给呢？在这个问题上，商业会想：如果不给，会惹麻烦。广告公司的设计师会想：这些垄断的国企，不给也罢。在夹缝中现在萌生了一些小型字库工作坊，生存状况是恶劣的。总结字库行业的情况是：内乱外患。其实字库版权的授权费用对大多数大型企业是不造成影响的。但我们应该对一些小型企业施行保护政策，例如按纳税的金额来恒定。这样做就不会对中小企业造成影响。我认为应该开放这个市场，日本的字库进来我们不应该怕，随之就是国内字库业的发展。但我们这个民族的人们我相信是不认同这个想法的，特别是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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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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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卖杨靖宇的叛徒结局是这样：
“告密那小子没枪毙，上个世纪末自然死亡的，也有说是自杀的。反正就是放完电影那几年死的。附近有几户邻居知道是他。也没人告密或者宣传什么的，貌似文ge的时候附近邻居也没给告密整出来。”
“他儿子我见过，前几年还蹬三轮车呢。反正他家的人都自闭，谁都不接触，见谁也不说话。有小孩看了电影往他家扔石头的，都被自己家大人骂过。好像长白山区里那些人都比较单纯善良吧，我家里大人就曾经告诉我，人家一辈子都生活在不安之中，咱们虽然痛恨他也不要落井下石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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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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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杂志网站近日发表文章，对网站在整个互联网领域中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从诞生到现在，网站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相比当年的流行，如今它已经开始衰落，逐渐让位于更简单且时髦的智能应用。这些应用更关注的不是搜索效果，而是信息获取。克莱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向我们解释了这些新应用所反映的资本聚焦点的变化。而米歇尔·沃夫(Michael Wolff)则向我们解释了新一代媒体大亨们为什么会放弃网站转而寻找更有前景(其实就是更有“钱景”)的资本热土。
我们当然喜欢开放的、自由的网站，但我们正在逐渐抛弃它，寻找更加简单、时髦的、用起来舒服的服务。
——克莱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
网站在互联网领域的比重正在下降
以上是摘要 »
我发现长久以来自己都对希特勒同志心怀好感。
首先我没兴趣宣扬纳粹主义。
只是觉得从审美上认为和中国非常相近，看看纳粹德国的照片、视频，那个恢宏，那个气场，那个红白黑，真是太有美感了。再看看当今我朝的那些破烂玩意，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呐……
当然，审美其实是精神的映射，文化的映射。虽然洋人们谈纳粹色变，生怕它再次复生，但是我们还是很淡定的，当然也因为纳粹的伤痛没有划到我们身上，因此对它也没有什么清晰概念。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躺在地上都能中枪的日本人，不大需要德国人了。
nazi有一张看起来很东方的皮，虽然核是纯西方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它得到很多启发，给自己东方的核扯出一张既现代又有东方感的皮。
比如说，中国是没有个人主义这个概念，一直都是贯彻…嗯…叫家庭主义怎样？西方则一直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边对掐的态势。相比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看起来貌似更合身一些，所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很合理的选择，但是依然要坚持用马克思的“集体基础的社会主义”来套是有问题的，比如几十年前发生的人祸。那么“家庭基础的社会主义”会不会合身?
我们已经吃过生搬西方集体主义的亏，要避免在吃一次生搬个人主义的亏。现在的大众的潮流是向往搞个人主义，这种越来越强的向往不是个人主义有多好，而是一种给当今朝廷投反对票的投票形式。关键问题还是出在朝廷自己玩得不够好，拜托能不能再争点气？
扯远了。
说不定我以后会变得看起来像一个纳粹主义者？哎呀，太非主流了。
帝都人的觉悟确实比较高，就我见到的乞讨者，都是非老即残，绝对没有青壮年的。可是青壮年街头卖艺的倒是不少。见的多了，发现这真是一个很赚钱的活。
先说资质。在这个年代，彻底五音不全的人绝对是少数。假如你属于大多数，甚至常常出入KTV等三俗场所，那就已经很不一般了。
再看投资。一把800的吉他，一枚400的音箱，到批发市场买两套能够土出八九十年代潮流感的衣服，留头发到齐肩的长度，挑几十首beyond以及类似风格的歌，练得滚瓜烂熟。
然后开始行动。避开上下班高峰，找一条非主流的地铁线，一节车厢唱3首，把所有车厢唱一遍，下车，换相反方向的同一条线路，再一节车厢唱3首，如此循环。一天2到3个小时，月入5000相当随意，如果拼命些，唱得投入，月入10000不是难事。因为卖艺不像乞讨，别人给你1块2块的话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一般都是5块10块的。万一碰上个被你挑逗起情绪而且曾激情燃烧过的大叔，嘿嘿，那就爽了。今天就碰到这么一例。
地铁上，如果人多还ok，要是人稀稀拉拉，都面对面坐着，大家的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摆好，横向都是有人的，望天又傻，只能低头或者闭目养神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个歌唱还能听的人来缓解下阴郁的气氛（所以要唱beyond的歌），解决目光失焦的尴尬（所以要土得有20年前的潮流感），人们都会发自内心的感激他的到来，鼓掌、叫好、投币、搭讪的几率都比广场、路边、地下通道里卖艺要大得多。
如果是在广场的话，各方面的要求就要高很多了，群众都是赤果果的用脚投票，一不喜欢就会离开了。据我观察，唱功和音响效果如何直接决定围观人数和投币数量，唱粤语歌要减人（听不懂），唱情绪激烈的歌要减人（情绪平和、悠闲才会驻足观看，比如散步的人）。那些旋律优美平和，歌词简单的老歌最受欢迎，举个例子：兰花草（昨天听到的的），而一般来说年轻人的流行歌完全没有市场。
其实有个真理：谁要是把凤凰传奇的歌唱好了，广场卖艺绝对是收入不菲的。
上班之后就很难再去学习了。看来这句话说的是真的。深切体会到之后，回去好好珍惜学校的时光。
我亲爱的老同学们，听你们讲各种残酷的现实或者诡异的结尾，我真的好像没有产生共鸣甚至波动，是我内心太强大了呢，还是我的生活太缺少够意思的坎坷？好吧，我才20，其实还是小，什么事情都要慢慢来，而且该来的总要来的。
不喜欢北京的调调，还是西安的调最舒服。
我要睡觉了。
我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个人以为，价值关键在于做了多少实事，为天下贡献了多少确实用得着的东西。“先烈”这种行为明显是有悖于此的。虚的精神之类大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本身就是急遽的、空心的，随着人的循环忽高忽低、飘转不定。规规矩矩做事情，踏踏实实想问题，慢慢熬时间来填满自己的空壳。最后用切实的贡献，用深厚的思想来实现自身价值。这个价值自身具有重量，越重越稳，越不随人而动。昨天在的士上听到电台里讲《明朝那些事儿》，讲到张居正那块，想起当年看这书时的感慨：熬年龄真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只是这看似很不合“当下的”理罢了。当下这个理，充其量才流行不会过几十年时间，时代可以翻天覆地，朝代可以翻天覆地，中国这个文化体不可能翻天覆地，这个文化体下的社会也不可能翻天覆地，骨子里面就是要循序渐进的。所以很多智慧的老规矩仍然在用，只是人没有意识到。这个新老交融的时代，激烈地拍死掉一批人，相应地也激烈地捧高一批人，但是他们大都是浮云。真正中流砥柱的将是新兴的一批既认识新，又懂得老，能驾驭这个新老交融时代的人。
“我们要当先驱，但不必当先烈。”
他总结怎样才能安全的规则，第一条就说：不要犯低级错误。低级错误往比高级“错误”更危险。他举例说，《炎黄春秋》发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从过去50年当局奉行的理论标准来看，是颠覆性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什么危险，这是“高级错误”。而《21世纪环球报道》之所以被封，不是因为发了李锐文章，而是说中共中央同意李锐的文章。中央怎么会同意李锐的文章？这是硬给中共中央加上去的。中央当然恼火。
杨继绳列举的低级错误还有：对现任领导人的人格侮辱，对现行的重大方针政策正面挑战，泄露国家机密，国防、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敏感话题，等。
杨继绳介绍的第二条安全规则是，要了解国家允许的言论边界。“怎样才能了解这个边界呢？在于学识，在于眼界，在于经验。井底蛙当然不知道危险的边界在哪里。”——这一条，恐怕《炎黄春秋》得天独厚：创办者与操作者多年投注心血，建立起雄厚的顾问和核心作者队伍，在网站上列出名单的“核心作者”就有近百人，其中有田纪云、胡启立、朱厚泽这样的前高官，也有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知情人及其后代，还有中共理论界、文化界、新闻界各个山头的“大腕”，所持观点有“左”有“右”，有体制内也有体制外。其它哪家刊物能集中这么多有学识、有眼界、有经验的顾问和核心作者？
……（以上只是摘录）
时代总是是向前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杨继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新闻事业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这也就是另一层面的“记者”与“官”的关系，官手上有权，媒体、记者手上有笔。极权主义虽然动力衰竭，但还没有消耗殆尽，代表这一势力的官员还是期望掌控媒体，这注定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尽管在一人一事上可能得逞，也不可能让人心服，而只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以上只是摘录）
以下是全文:
专访杨继绳（上）：在中国说出真相有秘诀(转载)
以上是摘要 »
